《中国古代礼仪文明》之二
礼缘何而作
圣人因俗以制礼
    谈到古代社会的生活习俗，人们常常用到"礼俗"一词。实际上，礼是礼，俗是俗，两者是有区别的。一般来说，礼通行于贵族之中，即"礼不下庶人"；庶人则只有俗，即所谓"民俗"。但是，两者又有密切的渊源关系。这里，拟从"礼源于俗"作一简要梳理。
    什么是俗？《说文解字》云："俗，习也。"是指生活习惯。东汉郑玄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："俗谓土地所生习也。"（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郑玄注）"土地"是指人们的生存环境，包括地理、气候、人文等各种要素在内。人们在各自特定的环境中生活，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各自的习俗。《礼记·王制》对四方的风俗作了如下的描述："东方曰夷，被发文身，有不火食者矣。南方曰蛮，雕题交趾，有不火食者矣。西方曰戎，被发表皮，有不粒食者矣。北方曰狄，衣羽毛穴居，有不粒食者矣。"东方、南方都是近海之地，为了避免蛟龙的伤害，人民有文身的习惯。题，指额头。雕题即用丹青雕画额头，也是文身的一种。他们生食蚌蛤，不避腥臊。西方不产丝麻，多食禽兽，故以兽皮为衣，又因天寒不产五谷，所以"不粒食"。北方多鸟，故人们以羽毛为衣，又因林木稀少，所以多穴居。环境的多样性造成了民俗的多样性。
    从考古材料看，早在新石器时代，我国各地的民居、葬式、食物、器形、服饰等，都有明显的地域性。这一时期的风俗，具有浓厚的原始性。如在大汶口文化地区，流行拔除一对上颔侧门齿的风俗，而且头部后枕骨都经过人工畸形；女性口内多含小石球，致使臼齿严重磨损，腐蚀到齿冠、齿根，甚至将齿列挤向舌侧，使齿槽骨萎缩。这可能与某种原始信仰或审美情趣有关。这是很典型的远古风俗的例证。
    随着社会的进步，各地的风俗走入了不同的流向：有损于人类健康的蛮风野俗，被人们自觉地扬弃了；某些落伍的风俗则为新的风俗所替代，发展成为新时代的风俗；还有一部分风俗，则顽强地留存于社会中，继续发生影响。直到商代，尽管已经产生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，古代野蛮、落后的风俗依然笼罩着整个社会。最明显的例子有二，一是事无大小，都要占卜。占卜的习俗，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出现，事隔千年，它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成为殷王执政的重要工具。二是人祭和人殉的盛行。人祭是将活人杀死，作为祭祖的供品，这是食人之风的延续。人殉是用活人陪葬，与人祭性质相同。这类弊俗，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障碍。
公元前11世纪，武王伐纣，建立了周王朝。两年后，武王去世，周公摄政。周公亲身参加了伐纣的伟大斗争，亲眼目睹强大的殷王朝一朝覆亡的场面。作为杰出的政治家，他不能不思考：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，是不是天命在冥冥中起着作用？周人怎样才能长治久安？周公分析了殷代列王的为政之道，得出了殷亡于"失德"的结论。有鉴于此，周公提出了施行"德政"的政治纲领。而要保证"德政"的实施，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。其次是要为统治者制订一套系统的行为规范。二者可以统称为"礼"。这是一场比武王克商意义还要重大的革命。
    周公制和作乐，是建立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开端，其后经过孔子的提倡和荀子的发挥，"礼"形成为一个博大的体系，不仅包括政治制度，而且包括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。礼不再是仅仅对统治者的要求，也是对有知识的"君子"的要求，成为全社会成员取齐的标准。
    风俗的转换要比政权的转换困难得多，也复杂得多。如何移风易俗？儒家认为，应该"因俗制礼"，即尽可能利用现有风俗的形式和内在的合理部分，再加整理、提高，注入新的精神，如此方可使人民喜闻乐见，被其所化。因此，《周礼》大司徒之官政之法有几条很重要的原则：一是"辨五地之物生"。全国的土地就地貌而言，可以大体分为山林、川泽、丘陵、坟衍、原隰等五类，其物产及居民的体质特征也各不相同。这是为政者首先要分辨的。二是"因此五物者民之常，而施十有二教焉"，辨明上述五类地区，目的在于摸清各自的风俗，然后才可以因藉而施以阳礼、阴礼等"十二教"。三是"以本俗六安万民"，本俗是指旧俗，要沿袭当地原有的宫室、族葬、衣服等六类旧俗，使人民安于其居。这三条是向万民施教的前提。以此为基础，再在乡、州、党、族、闾、比等每一级行政区内设置库、序等教育机构，把儒家的理想和伦理道德化解在各种礼仪之中，如冠礼、 婚礼、士相见礼、乡饮酒礼、乡射礼等等，使人们在喜闻乐见的仪式中，接受礼的熏陶。
    如前所述，为政得失，要看人民的反应，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。但是，尊重人，并不意味着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真善美。恰恰相反，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，因此，在人的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残留着动物的习性。人类要进步，就必须自觉地剔除违背文明的动物习性，这就需要礼。《礼记·曲礼》云："鹦鹉能言，不离飞鸟；猩猩能言，不离禽兽。令人而无礼，虽能言，不亦禽兽之心乎！……是故圣人作，为礼以教人，使人以有礼，知自别于禽兽。"从这一点出发，就要求人们将带有动物性的风俗向文明时代的礼靠拢。
    比如，人类初期的婚姻杂交乱媾，不问血缘。到西周时，尽管一夫一妻制已经确立，但对偶婚的残余依然存在，"在男女生活上、婚姻形态上更是自由、活泼与放任"（杨向奎：《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》（修订本）），人民出版，社，1997年。。为了移易这类陋俗，儒家制定了婚礼，规定了婚配的手续和仪式。并对双方的血缘关系作了严格的限定。《礼记·曲礼》云："取妻不取同姓，故买妾不知其姓，则卜之。"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"男女同姓，其生不蕃"（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）的道理，将"不取同姓"作为礼规定下来。
    礼要培养人的健康的情感。人有喜怒哀乐，礼的作用在于，使之"发而皆中节"（《中庸》），即恰到好处，而不对别人造成伤害，于是便有相应的种种规定。如丧事，古人重丧，以丧为礼之大端。人丧其亲，痛不欲生，哀毁无容。作为邻里、朋友，不应视而不见，我行我素，而应依礼助丧，至少要有悲戚、恻隐之心。《礼记·曲礼》对此有很详细的规定，如："邻有丧，舂不相；里有殡，不巷歌。"古人舂米，喜欢唱送杵的号子，当邻里有殡丧之事时，应该默舂，并不在巷中歌唱，以示同哀之心。"望柩不歌"，望见灵柩，哀伤顿生，自然不歌。"临丧不笑"，临丧事，宜有哀色，笑则伤孝子之心。"适墓不登垄"，进入墓区，切不可踩坟头，这样最无敬重之心。如此之类，不胜枚举。
    综上所述，儒家在如何建设周代社会的问题上，没有按照殷代的模式，再"克隆"出一个王朝，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。为了实现平稳过渡，他们一方面刻意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，如房屋的形制、食物的种类、衣服的样式等；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礼，来移风易俗，走近文明。从周代开始，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，并绵延两千余年。
中华文明，在古代即已声播海外，这种传播不是靠武力，而是靠文明本身的力量。当海外的遣唐使、留学生到达长安时，最令他们钦羡的，是先进的礼乐制度、衣冠文物。他们将它引入本国，加以仿效，希望"进于中国"。应该肯定，中国的礼乐文明对于改变这些地区的陋俗，加速向文明的演进，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从俗到礼，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次重大飞跃，它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蕴，并赋予它鲜明的特色。这是我们的祖先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，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。
    礼缘人情而作。大凡政治家在提出其社会学说时，为使其学说具有最强的针对性，往往着意寻求人类最普遍的特点。儒家对礼的理论探索，是从研究治世之道开始的。"上不以其道，民之从之也难"。"凡动，必顺民心，民心有恒。"《尊德义》说："圣人之治民，民之道也。禹之行水，水之道也。造父之御马，马之道也。后稷之艺地，地之道也。莫不有道焉，人道为近。"儒家没有将人的血统、地域或种族的特征，而是将人性作为其治世之道的基础，认为要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，就必须顺应人性。所谓人性，如同水、马、土地的特性，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，"四海之内，其性一也"，是人类最普遍的特征。对人性的把握，可以推己及人，并上推命与天道，而知所当施行的人道。
儒家将人性作为治道的基础和主体，提出"道始于情，情生于性"的理路，礼治思想发端于人情，"礼因人情而为之"。情是性的外显，情与性相为表里，道始于情就是始于性。所谓人性，即《大戴礼记·文王官人》所说"民有五性，喜怒欲惧忧也"。
    儒家高扬人性，是对周公、孔子以来，周代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承与发展。武王克商、殷周革命之后，周公鉴于纣王失德亡国的教训，提出"明德慎罚"的口号，要求统治者"无于水监，当于民监"，奠定了人本主义的基础。孔子深化了周公的思想，倡行"仁"的学说，提出"仁者，人也"，"仁者，爱人"的论题。而要爱人、以人为本，就必须尊重人性。《尊德义》说"民可导也，而不可强也"，"可导"的是人性，"不可强"的也正是人性。
   子思学派从两个方面对孔子的天道观作发展：其一，认为天不仅是宇宙的主宰，而且是万物之"道"的渊源。"知天所为，知人所为，然后知道，知道然后知命"。 "圣人知天道也。知而行之，义也。行之而时，德也。"天道无所不在，天道形诸于地，即为地道；形诸于水，即为水道；形诸于马即为马道；形诸于人，即为人道。因此，人性得自天命，人性即是天性。其二，是将性与天道相打通，不仅说明了人性的来源，而且为人性说取得了形而上的依据，尽管其中少有玄学的成分，但却有重要的理论意义。
   《礼记·大传》云："圣人南面而治天下，必自人道始矣。"《大戴礼记·礼三本》云："礼有三本，天地者，性之本也。"《大戴礼记·子张问入官》云："故君子莅民，不可以不知民之性，达诸民之情，既知其以生有习，然后民特从命也。"《中庸》云："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"《《礼记·礼器》："天道至教，圣人至德。"《礼记·礼运》："故礼义也者，……所以达天道、顺人情之大宝也。"朱子说《中庸》立言之旨在于说明"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"，可谓深得其要。
《中庸》"率性之谓道"，意即遵循常人之性，庶几乎就是道。儒家重亲亲之道，以孝悌为本，亦即以人性为本。《六德》云："先王之教民也，始于孝悌。"《成之闻之》云："君子顺人伦以顺天德。"
儒家认为，所谓性，实际上是一种输出"情"的功能。性是人人都具有的"喜怒哀悲"之类的生物属性。喜怒哀悲之情以性为栖身之处，在没有外物影响时，深藏不露。一旦感于外物，深藏于性的情就会外显，情是外物作用于性的结果。所以说"好恶，性也。所好所恶，物也"。
情性与物，并非只是单向的直线反射关系，其间有"志"的作用。《性自命出》云："凡心有志也。"在物诱情出的过程中，"志"具有枢纽的作用。
《诗序》云："在心为志。"《荀子·解蔽》："志也者，藏也。"《为政》皇疏："志者，在心之谓也。"朱熹云："志者，心之所之之谓。"在情的外发过程中，有两种因素志决定情的方向或差异。一是物与性相交的程度。外力的强弱、疏密等因素，足以影响到情的走向。二是心在物、性交流过程中的导向作用。心为万虑之总，"权，然后知轻重；度然后知长短；物皆然，心为甚。"心对外物的感知与取项，主导着情的走向。心之所之，决定情之所之。君子成德，离不开志的作用，所以说"德弗志不成"。
《成之闻之》对心理定式作了极为真实、精彩的描述："凡人虽有性，心无定志，待物而后作，待悦而后行，待习而后定。"心志要待物的作用而后作，作，兴起也。心志对物之诱情会进行判断，只有感到"悦"，"快于己者之谓悦"，也就是乐于接纳之，心志才会起而行之。这种悦而行之的过程经过多次的"习"，也就是重复，而后就会"定"，即形成心理定式，成为今后判断外物的经验。
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论题："凡人虽有性，心无定志"，即心之所之，具有不确定性。在恶言恶行的作用下，心之所之往往会偏而向之；而在善言善行的作用下，心之所之有时却未必偏而向之。人的心理定式未必都正确。如果不能把握心志，就难以确保人性向德行的转换。为了使心志能将情性导向正确的方向，一是避免接触足以将情性引向邪途的恶物，即慎交游的思想。二是在与恶物的接触不可避免时，则要着力扶正志的方向。
《保傅》认为，在太子"心未定"，即心志未形成定式之时，逐去邪人，使太子"目见正事，闻正言，行正道，左视右视，前后皆正人"。太子少长及成人，要使太子"习与智长"，"化与心成"，能"中道若性"。择居处，慎交游，以正心志，成为儒家的普遍原则。《文王官人》则反复讨论"志"与君子修养的关系，认为志的正邪、强弱，与德行高下直接相关，因而不仅提出加志、养志、考志、探志的问题，而且提出观志和考志的方法。
儒家重教育，有其心性论方面的原因。《性自命出》云："四海之内，其性一也。其用心各异，教使然也。"因此，儒者的责任就是因性明教。《六德》云："作礼乐，制刑法，教此民尔，使之有向也。"此"向"，即心志之向。
《诗》教的问题。孔子以《诗》为六艺之一，教授弟子。《诗序》云："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，民之性也。止乎礼义，先王之泽也。"也以心性论说解《诗》旨。《诗》言志，《诗》以导志，志以导情。朱熹屡以子思之说解《诗》教之旨，《论语·八佾》："子曰：'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"朱子《集注》："淫者，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。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。……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。""《诗》本性情，有邪有正。其为言既易知，而吟咏之间，抑扬反复，其感人又易入。故学者之初，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，必于此而得之。"朱熹以《诗》教之旨在导性情之正，即导心志之正，至确。
  人的性情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，但也有容易失控的一面。心志正则性情亦正。但性情虽正，又有所发性情是否适度的问题，喜怒哀乐之情，或尚不足，或嫌过度，虽是出于天性，情有可愿，却决非合于天道。儒家制礼，意在使人的性情得其正，"齐之以礼者，使之复于正也"。适度把握性情，才是把握了礼的真谛。《礼记·檀弓下》有子与子游的问答之语，论述儒家之礼与戎狄之道的区别。有子不理解儒家丧礼的礼义，认为"情在于斯，其是也夫"， 率性直行即可，丧礼关于"踊"的规定是多余的。子游认为，直情而径行是"戎狄之道"，儒家的礼道"不然"子思认为礼有"微情者"和"以故兴物者"两种情况，根据郑注，所谓"微情者"，是指哭踊之节；"以故兴物者"，是指衰絰之制。贾疏云"若贤者丧亲，必致灭性，故制使三日而食，哭踊有数，以杀其内情，使之俯就也。""若不肖之属，本无哀情，故为衰絰，使其睹服思哀，起情企及也。"可见，丧礼的作用，一方面是要杀减过情者的悲伤，以免以死伤生；另一方面，是要提升不肖者的哀伤之情，身穿丧服，使之时时意识到正在丧期之中，唤起其哀痛。总之，是要使过者与不及者都回到情感之"中"的位置。子游接着说："人喜则斯陶，陶斯咏，咏斯犹，犹斯舞，舞斯愠，愠斯戚，戚斯叹，叹斯辟，辟斯踊矣。品节斯，斯之为礼。"人的喜愠之情，分别有不同的层次：喜有陶、咏、犹、舞；愠有戚、叹、辟、踊。礼要求人们将情感控制在恰如其分的层次，如丧礼中最哀痛时踊即可，而且每踊三次，三踊而成。若不加节制，情绪失控，不仅无法完成丧葬之礼，甚至可能毁性丧身，这当然是死者所不希望见到的。郑注云"舞踊皆有节，乃成礼"，是说礼必有节文。子游则更为明确地说到"品节斯，斯之谓礼"，贾公疏云："品，阶格也。节，制断也。"品是情感的层次，已如上言。节是仪节的裁断，如失亲至痛，哀思无期，但不能沉溺不起，所以制礼者将丧期断为三年，自此恢复正常生活，也是防止哀痛过度。可见，礼文是对于人的情感的合理限定。
《礼记》中用节文来解释礼的文字，可谓比比皆是。如："礼者，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。""始死，三日不怠，三月不解，期悲哀，三年忧，恩之杀也。圣人因杀以制节。此丧之所以三年，贤者不得过，不肖者不得不及，此丧之中庸也。""丧礼，哀戚之至也。节哀，顺变也。"孔疏："既为至极，若无节文，恐其伤性，故辟踊有节算，裁节其哀也。""辟踊，哀之至也。有算，为之节文也。"
   《中庸》云："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"子思将中、和作为天下的"大本"和"达道"，作为宇宙间最普遍的原则。所谓道、礼，就是合于大本和达道的情性与行为，所以孔子说："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，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，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"（《中庸》）中庸之道，就是万物得其中、得心性之中。《性自命出》云："教，所以生德于中者也。"《中庸》云"修道之谓教"，朱子《集注》："修，品节之也。性道虽同，而气禀或异，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。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，以为法于天下，则谓之教，若礼、乐、刑、政之属是也。"朱子《论语集注》："《诗》以理情性，《书》以道政事，礼以谨节文。"又如《论语·雍也》："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。"朱子《集注》："中者，无过无不过之名也。"最为的当之论。
  始者近情，终者近义。儒家的礼学思想扼要归纳为：礼根植于人性，故礼能体现人类最普遍的特性。人性得自天道，故有天然的合理性。情未发谓之性，性既发谓之情。志藏于心，心之所之为志。在物诱情出的过程中，志决定情的摆向。为对情有正确的导向，需要通过教育来端正心志，形成正确的心理定式。但是，即使心志与性情都端正而无所偏斜，而"度"的把握不当，不能"得其中"，则仍未合于天道。只有将情控制在无过无不及的层次上，才合于天道。为此，要用节文来齐一性情，使人性合于理性，节文就是礼的具体形式。如果用一句话来表示由情到礼的过程，那就是"始者近情，终者近义"。 亦即《诗序》所说的"发乎情，止乎礼义"。
圣人因俗以制礼。
礼循理而作。